岡身上的古遺址

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的馬橋遺址第一次發掘，是上海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考古發掘。

上海考古起步於1935年金山戚家墩遺址的發現，20世紀30、40年代曾做過調查、發掘、整理工作，是上海第一次初步具備現代科學水準的考古活動，且出版了上海第一本具有考古調查報告性質的書籍。但是在民族危亡、國家貧弱、局勢動蕩的環境下，考古工作舉步維艱。只有到了新中國，開展成體系的、持續性的、規範化的考古工作才成為可能。

1959年底，上海重型機器廠正在上海縣馬橋鎮（今屬上海市閔行區）建造廠房，選址正位於一種叫做“岡身”的特殊地帶上。岡身其實是古代的海岸線，海平面長期穩定的時期，在潮汐海浪等自然動力的作用下，就在岸線上形成數條西北—東南走向的沙堤。隨著後來三角洲地貌繼續發育，上海陸域逐漸向東擴展，岡身就成為內陸的一部分，逐漸遠離海岸了。馬橋遺址地勢比較高，原本較難發現埋在下面的遺址。沒想到重型機器廠要造廠房，廠房需要把土地墊高，一挖土，就暴露出大量埋藏。其實很多時候，考古就是像這樣“跟著挖掘機跑”。

馬橋遺址（1960年）

遺址被發現後，上海博物館立即組織人員趕去進行搶救性發掘。當時上海地區具備考古專業知識的人員很少，包括上博考古組組長黃宣佩在內只有四五人，他們組建起上海第一支考古發掘隊伍。那時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考古隊員們住在馬橋公社食堂上面的一個閣樓裡，吃飯就安排在馬橋公社。白天大夥到工地發掘，晚上整理匯報，匯總後再考慮第二天怎樣推進。

當時上海的考古發掘有一個特點，不請很多當地村民、農民工來參與，而是從自己單位裡面抽調幹部參加發掘。這是因為上博的老館長沈之瑜有個“理論”，當時有宣傳幹部要參加勞動鍛煉，他說我們的干部不要到工廠農村去，就到考古發掘現場鍛煉。這一做法，對開展工作有很大的便利。黃宣佩按照科學考古的要求，指導考古組和博物館一些下鄉參加勞動的同志們開始了發掘工作。上海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就是在“邊幹邊學”中拉開了序幕。

1960年春，馬橋遺址考古隊合照

科學考古自此始

考古發掘的科學和規範首先體現在發掘方法上，不能看見什麼東西馬上就從土裡刨出來，一定要按層位逐層發掘，同時注意器物與周圍的地層、單位和其他器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不同時代的地層因為不同的形成原因和動力過程，會呈現各異的土質、土色，考古發掘工作必鬚根據地層的分界，一層一層地向下發掘。這是因為不同土層之間有時代的疊加關係，越是上層，時代距今越近；相應的越是往下、往深處挖，時代越久遠。因此，不能隨意地從一個點一下子挖得很深，這樣不同時代的遺物全混在一起，失去了地層依據，就不是科學的考古發掘了。

發掘得到的古代遺物，完整器很少，絕大多數都殘破不全，其中一部分可以拼接起來復原為完整器物。單件陶片一般只有標本價值和統計上的意義，但是要能拼合成一個完整的文物，那麼意義就大了。發掘過程中，要做好詳細完整的測繪、記錄、整理工作，為後續的研究和保護打好紮實基礎。

經過兩個月的發掘，收穫豐富，整個發掘面積約有2000平方米。遺址文化層分為三個階段：上層為春秋戰國時代遺存，出土各類印文硬陶和各類原始瓷；下層為良渚文化遺存，出土器物都具有典型良渚文化的特徵；中層為一類新的遺存，它以夾砂和泥質紅褐陶為主，器物表面一般拍印各類紋飾，具有鮮明的特色。

發掘結束後，考古隊邀請曾昭燏、尹煥章等考古界的老專家來上海馬橋舉行研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馬橋遺址的發掘是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尤其是著名考古學家、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稱讚上海的考古工作搞得很科學，她認為馬橋遺址的發掘，在地層中第一次發現良渚文化、馬橋文化（當時尚未定性和命名）和吳越文化的疊壓關係，意義重大。

這是上海地區科學考古的起點。幾年後，1966年的1月至3月，上海文管會對馬橋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

馬橋考古改寫歷史

馬橋遺址的發現，在當時影響很大，黃宣佩總結了其三方面意義：

首先，馬橋遺址將上海的歷史大大向前追溯，證明上海地區有良渚文化的分佈，也就是說上海早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人類居住生活了。

良渚文化在1936年發現之後，直到50年代，由於種種原因，各地僅是做了若干次小面積的探掘，研究內容局限在文化特徵的初步探討。馬橋遺址下層墓地的發現，揭露了良渚平民的生活與葬俗概況，使研究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這是上海地區第一次發現良渚文化的墓葬，而且遺骨保存得很好。後經復旦大學的人類學專家吳定良研究，復原了一位四千年前50多歲婦女的形象。

此像依據馬橋遺址良渚文化2號墓人骨進行複原

其次，馬橋遺址將上海的成陸年代向前推，證明至少在五千年前，上海西部及西南部就已成陸，良渚先民已在此生活，那時的海岸線“竹岡”已是十分穩定，以此可以判斷上海西部的成陸年代遠較學術界的認識要早。

長江三角洲的發育、形成和變遷是我國地質學、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課題。有關上海成陸年代的討論，主要就集中在上海地區幾條古海岸遺蹟的年代推斷上，包括沙岡、竹岡、外岡、捍海塘等。從20世紀60年代起，陳吉餘、匡萃堅、褚紹唐、楊寬、譚其驤等學者參與討論上海成陸年代，他們更正了以往中外學者認為的長江三角洲幾千年來都以同一速度向前推進的錯誤觀點，但在具體地點的成陸年代上看法不一。

黃宣佩通過對馬橋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打破了岡身是兩千年前的海岸線的推論，重新認定了古代上海的海岸線。馬橋遺址恰好建立在竹岡古海岸遺跡俞塘段之上，良渚文化層就疊壓在貝殼砂帶上，其下的由東南向西北延伸的貝殼砂層，最厚處達以上，並且西坡面斜直、東坡面緩斜，有三個波脊，呈現出海灘的跡象。貝殼砂層的年代據碳14測定為距今6340±250年。說明竹岡在6000年前尚屬於海，形成年代為距今5500年左右。後來發現竹岡上的遺址，除了馬橋之外，還有奉賢縣境內發現的江海和柘林兩處。尤其是位於竹岡西的沙岡，6000年前的古遺址都分佈在此線以西，所以其年代應當不會晚於距今6000年。由此，上海的成陸年代被上推到了六千年以前，這是一個通過考古發現形成嚴謹的證據鏈從而獲得有力實證的新推論，是長江三角洲的發育、形成和變遷這一研究課題取得的新進展，考古學在此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馬橋古文化遺址發掘匯報展覽會”到各公社、學校巡展

最後，馬橋遺址確認了良渚文化與馬橋文化的先後關係，找到了馬橋文化與良渚文化的疊壓關係，為判斷年代先後關係提供了直接的地層依據。

海納百川啟新程

馬橋文化是以上海地名命名的又一個考古學文化。發現伊始，對於馬橋遺址中層階段的這類新遺存，因其文化內涵的特殊性受到了考古學界的關注。

1978年，上海考古工作者發表了20世紀50、60年代的馬橋遺址發掘報告，以該報告中的馬橋遺址第四層為代表的文化遺存具有鮮明的特性，明顯區別於較早提出的湖熟文化，也不宜籠統稱之為印紋陶文化。1978年夏在廬山召開的“南方印紋陶學術討論會”上，以考古資料積累和認識深化為基礎達成共識：將夏商周時期的太湖地區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區。在會上提出了“馬橋文化”的命名，到20世紀80年代獲得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根據對出土木炭樣品進行碳十四測定，馬橋文化的年代距今約為3900到3200年之間，處於夏代至商代早中期階段，是太湖流域青銅時代的一種考古學文化，它的發現，揭開了夏商時代古越文化的一段歷史。

馬橋文化分佈範圍和主要遺址

到了20世紀90年代，為配合重大工程建設，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於1993至1997年先後四次發掘馬橋遺址。這一時期的發掘開始注重運用多種科技考古研究技術，如植矽石分析、孢粉分析、磁化率分析、動物計量統計、古DNA檢測等，在環境考古、聚落考古、分子人類學等領域取得重要成果。2005年和2008年，又進行了調查勘探工作。現探明遺址面積10餘萬平方米。

馬橋遺址20世紀90年代發掘場景

通過對馬橋遺址為代表的馬橋文化及其時代的研究，我們知道，良渚文化之後，隨著環境變遷，洪氾、海侵使精耕細作的稻作農業受到嚴重破壞，人們生活、生產方式進一步改變，人口移動方向和社會變遷規模都發生了較大變化。經歷錢山漾文化、廣富林文化，到了馬橋文化時期，來自浙南閩北的印紋陶傳統成為主流，同時與北方地區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

陶文、原始瓷、青銅器等是馬橋時期的重要文化因素。陶文是尋找漢字起源的重要線索，馬橋文化的陶文正是漢字萌生階段的早期文字代表，具有重要意義。已發現的馬橋文化陶文共234個單字。原始瓷是馬橋文化的重要成就，這一技術出現後得到迅速推廣，為東漢以後成熟青瓷的發明奠定了重要基礎。馬橋文化是一個多元文化因素交融發展的新時期，是上海“海納百川”的開始。

馬橋文化陶文示例

1962年，馬橋遺址被公佈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地點，1978年成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馬橋文化展示館建成開放，成為上海又一處可與先民“對話”的文化旅遊場館。

馬橋文化展示館場景

來源：樂游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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