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展期內的“盛世芳華——上海博物館受贈文物展”，共展出195件/組文物，包括青銅、陶瓷、書法、繪畫、印章、雕塑、錢幣、玉器、甲骨、漆器、傢俱、竹木牙角器、手稿、織繡等，幾乎涵蓋上海博物館藏品的所有門類。其中一些門類，比如甲骨、硯與紙等，可能並不像青銅、陶瓷、書畫這樣的收藏大類為人熟知，但也有它們獨特的文物價值和藝術魅力。本期為大家帶來的是中國傳統文人喜歡的文物——印章（上篇）。

第一個永久性的中國印章藝術陳列

　　在上海博物館三樓有一間“小而美”的展廳，它靜靜地位於歷代書法館和歷代繪畫館側畔，與二者共同構築了中國古典藝術的“書畫印”傳統。“歷代印章館”於1997年正式向公眾開放，是國內外第一個永久性的中國印章藝術陳列。

　　上海博物館館藏印章文物15000餘件，其中以歷代璽印和明清篆刻為收藏特色。館藏印章主要來自兩個途徑：一為收藏家捐贈；二為徵集購藏。

上海博物館歷代印章館

　　自建館以來，上海博物館先後獲得合肥龔氏瞻麓齋、吳縣吳氏十六金符齋、淮縣郭氏申堂，番禺商氏契齋等收藏家所藏古璽印以及建德周氏所藏封泥的整體的捐贈或轉讓。原浙西四家所藏名家篆刻，曾合輯為《丁醜劫余印存》，其中大部分在80年代由無錫華篤安先生遺孀毛明芬女士遵遺囑捐贈上海博物館。匯合江南諸多收藏大家累世集聚的藏品，形成了館藏印章文物的豐厚基礎。

　　此外，上海博物館歷年來注重從國內外文物市場中徵集重要的印章文物，因而構成具有代表性、系統性和經典性，充分反映中國三千年印章發展演化史的藏品體系。

一部中國印章演化簡史

　　上海博物館館藏印章體系分為古璽印和文人篆刻兩大類，時代序列完整，官私印類別齊全，而且多傳世精品、名品，從中可反映出印章演化史的總線索。

　　中國印章起源于商代。殷墟考古發現的商代銅璽，證實了印章已經在當時社會生活中使用。春秋戰國時期，官私印的社會應用極為普遍，作為官吏或官署職權憑信的官印形成了制度，規範化私印的形制也逐步確立和穩定起來，製作工藝達到成熟階段。

　　早期印章的功能多樣，有在陶器和其他材質的器物上留下印記，表明生產者或所有者，採用抑印或烙、鏨等方法。更多的是抑印于封泥，除了標誌行為人以外，主要是為了在竹、木簡牘文書或其他物器的傳送過程中防止他者非法開啟。本次特展展品“齊都浮水印”封泥、“東安平丞”封泥、“齊走士丞”封泥均為西漢抑印封物留下的遺存。

　　秦代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官印制度與之相配合，由中央統一頒鑄，授官授印，等級分明，結束了戰國時期印製、印風多元的局面，官印規範穩定下來。秦官私印施以田字界格，如上一期捐贈展“高山景行”中的展品“忠仁思士”銅印。

　　漢代社會長期穩定，印章用途進一步擴大，製作工藝水準與審美觀念獲得提升，進入中國印章發展的鼎盛時期。嚴謹、端莊、雄健、典型的文字風格成為漢印藝術的基本特色。官印和私印又各具不同的風格。私印類別多樣，製作精巧。玉印、鳥蟲書印、肖形印呈現獨特的審美趣味，對後世的篆刻藝術具有深遠的影響。

　　從隋代開始，官印的體制確立了新的規範和形態。這一轉變的核心是行政系統以官署公印替代此前的官職印，官員的任命憑證以及等級標誌不再附著于官印，形成了與秦漢印章迥然不同的形制、印文、形態和管理制度。唐承隋制，其後中國社會官印基本延續這一體制。

　　遼、西夏、金、元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各自創制了不同於漢字的民族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都曾經使用於官印，但印章的形制仍以唐宋為模式。本次特展中的西夏首領銅印即為西夏字官印，而其在形態上則反映出中原印章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

　　唐宋元時期，除了應用於社會經濟生活的印信以外，開始出現與書畫圖籍收藏、書畫創作、書畫往來相關的專用印章，體現出文化屬性和文人精神生活的特徵。文人篆書書法的重振，提升了宋元私印的藝術品格，復古的印風也開始出現。以秦篆為本源的圓轉遒美的朱文私印，開拓了後世篆刻藝術的新形式。

　　明清璽印和文人篆刻是兩個不同的系統。明清官印在制度的規範下繼續演化，而民間私印則受到復古藝術思潮影響，呈現出不同的風格。軟石印材的使用逐漸擴大，推動了文人篆刻的風氣。文人篆刻的文字題材更為豐富，直接體現創作者的藝術追求與技法個性，與作為社會憑信的印章逐漸分離，形成一種獨立的藝術樣式。這是中國印章文化的一個特有現象。

最豐富的明清文人篆刻藏品序列

　　明清文人篆刻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個人風格和藝術風格相似的創作群體，可謂群星璀璨，流派紛呈，成為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藝術。

　　上海博物館藏明清文人篆刻作品收藏包括文彭、何震、蘇宣、汪關等各種藝術流派、各個區域名家的作品，是國內外最為豐富、完整的一個名家篆刻藏品序列。

　　原浙西四家所藏名家篆刻，曾合輯為《丁醜劫余印存》，其中大部分在80年代由無錫華篤安先生遺孀毛明芬女士遵遺囑捐贈上海博物館。匯合江南諸多收藏大家累世集聚的藏品，形成了館藏印章文物的豐厚基礎。

明末清初的篆刻家與篆刻流派

　　明代中後期文人篆刻之風日益興盛。以吳門畫派的中堅文徵明之子——文彭為代表的兼擅篆刻的文人，順應潮流，多用青田石自刻印章，進一步推動了風氣，因而被尊為篆刻流派的開山人物。文彭曾任兩京國子監博士，善書畫。他的篆刻風格端莊古雅，對周圍的文人群體影響很大，形成了舊稱“三橋派”的印人群體。傳世文彭的真刻有石章、牙章，但傳世數量極少。華篤安、毛明芬夫婦捐贈的“七十二峰深處”牙章傳為抗戰時期出土，左側可見“文彭”兩字行書款。印文布白勻整，線條細挺圓潤。

　　徽州地區篆刻家是晚明印壇又一大群體，其代表人物有何震、汪關、蘇宣、金光先、朱簡、胡正言等，印風多具個人面目。汪關的印風和平典雅，別開純正的復古印風，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在本次展覽中，觀眾能欣賞到他的代表石章“子孫非我有 委蛻而已矣”。

清中期篆刻創作的繁榮與主要流派

　　清初文人篆刻進一步發展，藝術風格受到明代印壇的深刻影響。吳門篆刻的流風在江南繼續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欣賞；汪關的新風格為僑居常熟的林皋等人傳承；程邃刻印別開生面，引領歙派風氣之先。清初至中期的蘇州、徽州、金陵、揚州、如皋、婁東、虞山、華亭、杭郡都是篆刻風氣活躍的地區。

　　清代中期金石考據之學風行，文人印家群體擴大，技法的表現更趨成熟。篆刻藝術的發展進入繁盛時期。在眾多的新流派中，浙派和鄧石如派是對後世影響最為持久的兩個流派。

　　浙派又稱西泠印派，是以技法先後相承的錢塘印人為主體的一個風格流派。丁敬是浙派的創始人，在篆法、刻法、刀法上都有個人獨創，佈局沖淡質樸，印文書體簡潔端莊，刀法蒼茫古拙。本次展覽展出丁敬為揚州八怪之首金農所刻“冬心先生”石章，風格質樸渾厚，體現了一種“忘拙忘巧”的境界。

　　傳丁敬風格的有蔣仁、黃易、奚岡，後人稱之為“西泠四家”。黃易的印風以工穩見長，展品“姚立德字次功號小坡之圖書”石章是他35歲時，為姚立德所作，文字線條渾厚，有肅穆之氣。

　　清代嘉慶、道光以下，又有以陳豫鐘、陳鴻壽、趙之琛、錢松四家為代表的追隨丁敬一派風格的印人群體，世稱“西泠後四家”，群體延綿，使浙派成為流布廣泛的一個篆刻流派。

　　在浙派篆刻風靡江南之際，鄧石如以新的面貌崛起于印壇。鄧石如的篆隸為世所重，是一位具開拓之功的清代書法家。篆刻初由何震、蘇宣中取法，強調以書入印，不尚奇巧，其圓轉流動的印文體勢和自然流暢的沖刀技法，形成了“剛健婀娜”的特徵，成為當時別開生面的篆刻新風。鄧石如提出的“計白當黑”創作法則對書法篆刻理論具有創新意義。“疁城一日長”一印以圓轉的線條為主，遒勁而虛和，充分體現了其獨樹一幟的審美理想。鄧石如印法經包世臣、吳熙載承襲而下，在晚清影響更為廣泛。

晚清篆刻的個性張揚與代表人物

　　晚清篆刻家借助日漸豐富的出土古文字資料，多元取法和個性化創變的趨勢更為鮮明，傳統地域性的流派出現疏解，藝術風格在共振中出現了更為個性鮮明的印人。晚清篆刻的風氣流布在空間上更為廣闊，風格譜系進一步拓展。

　　浙派一系的後勁依然活躍，鄧石如派的風格對晚清印風具有廣泛的滲透力。一脈單傳的現象不再佔據主流，兼取兩派風格並汲取新出土金石文字資源而形成新面目是晚清印人傳承、變法的基本路徑。晚清印壇代表人物有趙之謙、徐三庚、胡钁、吳昌碩、黃士陵等。在上一期“高山景行”捐贈展中，曾展出趙之謙為潘祖蔭所刻名章，該作品不僅展現了篆刻家高古堂皇的藝術氣象，同時也記述著一段藝術交遊的佳話。

　　晚清時期的另一位書法篆刻大家吳熙載將鄧石如印法推向了新的境界。吳熙載的篆書書法圓轉流美，篆刻創作踐行鄧派“印從書出”的觀念，注重篆書體勢、筆意的表現，刀法輕淺精熟，行雲流水，自然灑脫而不失渾厚。他的書風、印風對其後徐三庚、黃士陵均有重要的影響。

　　中國印章作為一種立體文化遺物，具有多方面內涵。觀眾在欣賞一件印章時，或可將其納入中國文字演化的線索中，或可留心其所折射的璽印制度歷史；或可觀照印章質料及其內涵；當然，更可以沉醉于印章的書法、刀法、線條、構圖、邊款等純粹的形式之美。

來源：樂遊上海